一般而言，公众难于理解考古学这种内在的魅力。他们更为关心的是结果，是考古发现的珠光宝气和那些先于考古而存在的理论模式在与考古学交锋之后，是粉身碎骨还是获得了那种令人慑服的时间与物质性力量。

　　初生的经典阶段的考古学曾经是人类知识价值革命的重要源泉。在19世纪的西方，考古学与进化论以及其他科学大发现一起，完成了对神创论世界体系的最致命的痛击，将人类的命运从上帝的巨手中解救出来。在20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基本上解决了信古或疑古的问题，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来龙去脉由此获得了物质性的坚实着落。

　　这是考古学与公共知识水乳交融的蜜月时期。此后，东西方传统考古学的命运都无可挽回地式微了。

　　其实，考古学与公共知识的契合，不在于媒体和考古科普的有无，也不是简单如英译汉或者汉译英那样的话语转换或诠释。考古学根本没有必要放弃自己那种冷冰冰的物质性、巨大的时空场以及特殊的方法论体系（这些正是考古学的立身之本），通过媚俗、放弃自己和迁就公众这些大众传播时代的惯用伎俩，通过对一门严肃科学的釜底抽薪，来谋求在当代人文精神与知识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早期考古学对公共知识和人文价值的贡献，来自于考古学与当时世界知识结构的契合，因为早期考古学的诞生，原本就是当时世界知识结构与世界观转型之要求和压迫的产物——考古学兢兢业业地回答了人从哪里来（在西方的历史境遇中）和中国从哪里来（在中国文化价值要求中）的问题，从而非常自然地加入了当时知识进步的大合唱。由史观今，当代考古学也只能坚定不移地继续自己的老路，并在学科进步与时代变迁的双重轨迹中，不断地寻找新的知识生长和契合点，从巨大的时空体系中用物质性的说服力输送对当代世界人文价值的持续关怀。

　　问题是，这样的新的知识契合之点是否存在？回答是理所当然，否则，考古学这门与人息息相关的人文科学便丧失了继续存在的任何理由。那么接着的问题是：它是什么？两条轨迹的交叉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

　　从考古学的发展史来说，经典考古学的最大贡献是不同地区不同文化演进过程时空框架的建立。当殷墟、二里头、龙山、仰韶、裴李岗等不同阶段的文化演变序列和谱系基本清晰以后，经典考古学在中国的历史使命便大体完结，揭示中国国家、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三大起源问题被明确提上日程。

　　现在似乎正是一个各个民族、各个文化体系行将交出自己的历史与个性的最后时刻。这不是谁战胜谁、谁压倒谁的问题——西方文明的传统同样在衰微和没落；这是传统让位于现代、分散让位于一体化的问题，是一种全球性的、史无前例且为大多数人孜孜以求的新的生活方式，也可以说是新的文明出现的必然代价。如果我们试从文化演进的整个历史中去寻找合理等量的参照，那么就可以发现，类似的变革实在不多。虽然文化从来没有静止的时候，但是，这样级别的、涉及到世界各主要区域、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基础、社会组织和观念形态的文化变革，还只有后冰河时代的农业革命及由此导致的各早期农业中心的文明化运动或可堪比。

　　因此，在20世纪之末的世界，在全球性的现代化运动潮起潮涌的今天，考古学的任务之一，是彻底、系统地清理传统文化的遗产，在最漫长的时空体系中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合理、等量的参照。

　　在此，有必要再次铺陈一下历史与现代的关系问题。现代是历史实实在在的继续，而未来，不过是现代人在现代所面临的种种可能性中所作的取舍——虽然现代人到底有多大的能力、以怎样的方式进行这种取舍尚属可疑，但是文化的宿命性却决定我们必须取舍，而且只能选择唯一——未来在踏进现代的一瞬间，就由种种可能转变为唯一的可能，就成为历史链条上有机的一环。历史可以说就是一连串的被选择了的可能性的累积。因此，在这里不存在重复而只有启示，在这里相似的不是事件而是机制。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寻求一劳永逸的结论，而是每一个现代在面对未来时必需进行的心智操练——历史性是人性的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这从最根本之处解释了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只要真正抬起腿来迈向现代的门槛，关于传统与国故的争论必然如影相随。世纪之初如此，世纪之末仍然如此。但是，更为重要的也许应是，上述这些向我们暗示着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应当是一种文明或者说一种生活方式运作的一个完整的周期，暗示着在当前的中西文化比较与中国文化传统寻根中存在的某些方法论的误区——那就是对这一传统诞生过程及其机制的忽略与短视。

　　通常的看法是，春秋战国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秦汉大一统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形成并稳定的关键时期。这未免有点像传说中老子一生下来就是白胡子的老人。考古学的发现一直在不断地刷新我们的视野：夏商周三代不但存在，而且其文化面貌的统一性和文化结构的稳定性，明确说明一个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已经形成；三代均由不大的地方性部族文化经过立国然后入主中原建立文化优势的考古事实，暗示着一个理念中的“中国”先于三代即已出现；从仰韶开始直到夏代，以中原及其周边地区为舞台的波澜壮阔的数次史前文化整合运动，对“中国”作为一种时空框架、政治理念、文化内容与文化结构的形成，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夏商周以族为本的立国与扩张机制，奠定了中国滚雪球一般膨大、融合的最初机制和中国文化连续性等重要特性；这一机制通过商周的分封——一种文化结构的复制和增生，得到普遍推广与认同，通过秦、金、元、清立国与加盟，得到翻版、再现和充实。以往我们过于注意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对于中国民族文化传统最终形成的重大意义，其实农业革命以来的村居、城市和国家的发生与特点，曾经依次成为推进中国文化结构的演进与形成的重要力量，西周的分封制度起到了将这一文化结构复制放大的催生作用，才为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的争鸣、融合、深化与巩固提供了前提条件。而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决定性基因乃至它迎答挑战的未来姿势，早已根植于中国文明早期演进过程及其建立的机制与文化结构之中。这一漫长过程与机制的最后澄清，应是经典之后的中国考古学再次焕发人文价值的最佳入口。

　　
背景：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0年

　　福建三明万寿岩旧石器遗址
　　江苏连云港藤花落龙山时代城址
　　河南新密古城寨龙山时代古城
　　广东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
　　湖北潜江龙湾宫殿遗址
　　四川成都古蜀国船棺独木棺墓葬遗址
　　山东章丘洛庄汉墓陪葬坑和祭祀坑遗址
　　南京钟山六朝坛类建筑遗址
　　浙江杭州南宋临安府治遗址
　　河南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

　　2001年

　　山西吉县柿子滩旧石器时代遗址
　　青海民和喇家齐家文化遗址
　　广东深圳屋背岭商代遗址
　　浙江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
　　四川成都金沙商周遗址
　　贵州赫章可乐墓葬
　　浙江杭州老虎洞南宋窑址
　　浙江杭州雷峰塔遗址
　　河南禹州神镇钧窑遗址
　　浙江杭州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

　　2002年

　　广西革桥新石器时代石器加工场遗址
　　湖南里耶古城及出土秦简牍
　　山东日照海曲汉代墓地
　　邺南城东魏北齐塔基遗迹
　　太原王家峰北齐徐显秀墓
　　湖北巴东旧县坪遗址
　　吉林延边西古城城址
　　黑龙江阿城刘秀屯金代大型宫殿基址
　　江西李渡元代烧酒作坊遗址
　　浙江宁波元代庆元路永丰库遗址

　　
媒体链接　考古直播：通俗剧式想像

　　考古直播看起来似乎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组合，它包含着天然的矛盾性。……考古学科的高度的专业性使得传媒的报道往往只能在“事后”跟进。在考古界取得自己的学科内的确认之后进行报道，而无法变成直击式的报道。但今天的电视直播考古则根本上改变了媒体的功能和考古的功能。……这种将考古戏剧化或传奇化的行动当然是并不具有学术意义的。但它却提供了一种新的消费的满足。直播考古不是为了考古的发现，而是为了取悦电视的观众。而盛大的活动中的考古学者仅仅是一些类似足球解说员式的角色，而电视机中的奇观的出现则提供了一场有趣的对于历史的通俗剧式的想像的追寻。　张颐武《媒体与考古：奇迹或炒作》（《日本新华侨报》网络版）

　　
考古直播：危害重重

　　在抚仙湖下考古电视直播中，某著名主持人的焦急、抱怨、诱导专家当场定论的企图，使媒介在“考古新闻”报道上的急功近利昭然若揭。媒体“考古新闻”“散布——澄清——再散布——再澄清”的“操作模式”，追求“卖点”和轰动效应必将使受众对新闻的客观真实性原则产生信任危机。考古新闻现在已经是“简单的寻珍觅宝和媚俗的时尚表演”，用考古发现的珠光宝气和脱离实际的夸大其词，去吸引百姓的关注。这些新闻为他们编造的有关古代宇航员、失踪了的超级文明等类的荒唐故事，使公众中容易上当的人们通常成为误导或明目张胆的欺骗性新闻的受害者。

　　更重要的是，媒体的炒作严重违反了考古学的规律，违背了考古学的科学精神。……媒体的任意推导、大胆结论、甚至是无中生有，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干扰了考古工作的正常进行。有的专家在媒体的诱导下盲目乐观，将大约五年才能完成的水下考古说成五个月就能结论，而直播现场考古“办公”做结论的治学方式，无疑对考古学这门严肃的学问是一种伤害。　《解析考古新闻“秀”》（荆楚在线　www.cnhubei.com）

　　
考古直播：追问人之由来

　　考古发掘为何越来越有“市场”？为何越来越能吸引住大众的眼睛？对此，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桃元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对自己的过去和历史有着天生的好奇心，‘我从哪里来’千百年来拷问着每一个人，程度不同而已。过去由于获取信息的不平衡性，大多数人想了解历史的途径相对较少，而到了传媒日益发达的今天，这种心理需求就越来越强烈了。所以说，考古直播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水到渠成的结果。”　戴劲松　李延丽《考古成果怎样走出深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