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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喜爱书画艺术，中小学时代在香港念书，得到父执邓尔雅先生的教导，开始学书法。同时由于结识第一位画家黄般若，因而得观民初以来广东画家如赵浩公、伍懿庄、黄小梅、邓芬等的作品以及二高(剑父、奇峰)先生的新派画，开始对中国画感兴趣。
十九岁离家赴上海，最早喜欢给漫画书刊投稿，接触了张光宇、叶浅予为首的上海漫画家群，从此长相来往。其后父执陆丹林先生，介绍我谒见叶恭绰、张大千、郑午昌等前辈，特别是大千、午昌先生，以后常获教益。我和丁聪都到过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过素描，丁聪的父亲慕琴先生和刘海粟校长相熟，每月只付三元钱学费。由于在香港时认识后期印象派画家邱代明先生(那时他刚从法国回来，经港赴沪。抗日战争初，这位英年画家回到他的家乡四川重庆，即不幸死于盗劫，现在已无人知其名姓)，他介绍我拜访在美专的张弦教授(浙江青田人，是靠卖青田石流浪到巴黎，一面做苦工，一面习画而苦学面名的画家，回国后在美专教书，不到四年，回乡度假，不幸溺水而死)，我经常到他的宿舍里谈天，开始接触巴黎画派，并和决澜社的庞薰琹、倪贻德等过从。1934年我在梁得所先生主持的出版社任编辑，因工作关系，到南京访陈树人、徐悲鸿，并由徐先生介绍，识潘玉良、吴作人先生等，以后都长期往来。那时在上海，曾由徐先生带我参加过汪亚尘和黄宾虹先生的叙会。
30年代，是我的艺术生活中最愉快的时代，五四思潮，活跃了中国文化，上海更是一所社会大学，我有幸能接触到不同角度的艺术前辈，那时又是求知欲旺盛的青年期，我能够在许多前辈师友的熏陶下，获得广泛的艺术知识，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机遇是十分难得的。
抗日战争爆发，那时我在广州和廖冰兄常在一起，并认识版画家李桦和赖少其。其后在重庆直到抗战胜利。重庆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文化气息相当浓厚，大千先生、谢稚柳先生、岭南画派的赵少昂、关山月和黎雄才先生、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傅包石先生、常书鸿先生、黄君璧先生，在三厅工作的李可染先生，还有留美学油画的司徒乔先生，从延安来的老朋友胡考和张仃，常在中央社萧同兹家见面的关良先生等。还有由赵无级介见的他的老师林风眠先生，刚从日本回国的钱瘦铁先生，以及上海时代朝夕往来的漫画家叶浅予、张光宇、正宇兄弟，特伟、丁聪、冰兄等，也都相聚在这个山城中。那时我和画家郁风结婚，有了个家，悲鸿先生在磐溪、抱石先生在金刚坡，他们进城，也会在寒舍憩息。大千先生自成都来，也都有缘晤聚。
抗日战争，刀光血海磨砺着整个中华民族，知识分子被敌人炮火从安静的城市和幽雅书斋中逼迫得转徙流离，从而深入到国土的低层，接触到真正的土地与人民，对国家民族的存亡，上了深刻的一课，画家们用画笔宣传抗日，同时也对民间疾苦产生激情。这整个时代的转变，使有志之士，更加认识自己祖国，也激发了自己的正义感。到了抗日战争的后期，美术队伍中的尖兵——木刻，特别是漫画家群，纷纷以巡回展览形式，公开展出反映大后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张光宇的《西游漫记》、廖冰兄的《猫国春秋》，是较典型和较轰动的两次展览。这些美术活动，和当时话剧活动的卓越成就，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那时我除了和美术界的朋友经常来往之外，也常向当时书法家沈尹默、潘伯英、曾克端先生请教。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三年间，我回到南京、上海。除了和傅抱石先生等聚晤以外，齐白石老人南来，由他一位同乡介绍，在我家第一次与老人晤面。那年代，由于到上海去看他的展览会，我也第一次和黄永玉认识，屈指到现在，已经是半个世纪以上的事情了。
1949年春我在香港，听说张大千在澳门，我和郁风及女演员吕恩专程去澳门访问他；从此一面，以后就无缘和这位才气纵横的巨匠，握手言欢了。
50年代前期，中国画坛芳菲怒放。在北京，白石老人家享有国内外的声誉，徐悲鸿领导着中央美术学院。叶恭绰首任中国画院院长以及吴作人、李可染、庞熏琹、李苦禅、叶浅予、张仃、张光宇、张正宇、华君武、丁聪、黄永玉、黄胄等都来自五湖四海，而北京老画家于非闇、陈少梅、王雪涛、陈半丁等，也都相会一时。那时除白石老人等数人外，一般画家很少以卖画为生，他们都有可以糊口的工作单位，虽不致富，亦可温饱。在生活简单的社会结构中，可以安心作画了。当时北京及各省首都成立了美术家协会、中国画院，有的地方设立美术学校，推动了美术的发展。在浙江的黄宾虹先生、潘天寿先生，江苏的傅抱石先生、钱松喦先生和后起的亚明、宋文治等；上海则吴湖帆、刘海粟、林风眠、关良、朱屺瞻、王个簃、谢稚柳、陈佩秋、陆俨少、唐云、程十发等；广东有关山月、黎雄才等继承岭南画派诸子，安徽有赖少其，陕西则赵望云、石鲁(晚年有突出成就)等的画安画派。
此外，溥心畬、黄君璧先生在台北，张大千、王已千先生在海外，也都各有千秋。
总之，50年代，是中国画的春天，是众彩缤纷、繁花似锦的时代，很有一点像晚明、清初一时人才辈出的时期。那时我在北京，许多旧日师友，以及来往京华的四方朋好，得以接席尊闻，也是平生难得的时刻。那时我在业余时间，受到钱杏邨先生的鼓舞，对中国美术史感兴趣，除了搜罗了一些古代美术史资料，有过一些著作之外，也开始写些现代画家的评传之类。自50年代至90年代，四十年间，拉拉杂杂地记下了一些自己的知闻。《画坛诗友录》这本书，就是从中选出的部分。
但好时光只如昙花一现。1957年以后，由于中国大陆多次掀起文艺运动，使知识分子沉潜偃息；框框套套的局限多，画家无所适从；特别是60年代中至70年代中这十年间，在萧条气象中，老一辈逐凋谢。加上当时的风习，知识分子极少互相往来。“沉沉心事北南东，一睨人才海内空”(龚定庵句)，直到1987这三十年以后，幸存者如朱屺瞻先生、林风眠先生、启功、叶浅予、关山月、李可染、吴冠中、黄永玉等，才在不同的地区，发挥他们的才艺。
80年代以后，中国画风气，是从传统中走向世界。其中产生无数很有才气的画家，但再也不是50年代初，能够出现像齐白石、徐悲鸿、潘天寿、傅抱石等，具有权威性的著名宗匠了。
一时代的艺术，代表了一时代的文化思潮，也反映这一时代的兴替。余小子邀天之幸，得以活到八十多岁，趁着还有一点余力，并获得出版公司的协作，把写过的一些文字，反复做了些修改，辑成本书。把一时代的艺术风貌，留下一点痕迹，供当代以及后人的研究参考，还应算了却一个心愿。
师友交游，有密有疏，不一定都能全部理解他们的为人和艺术造诣，何况本书只是师友接触的一些零碎记录。行文所之，没有体例；篇幅有详有略，亦无规范；所记人物，只是个人接触到的范围，并不都有代表性；师友之中，也不全都收入本书，有许多老师和朋友，例如上海的谢稚柳夫妇，唐云先生，广州的黎雄才、关山月，香港的赵少昂先生等，都很想写成专篇，可惜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各种因素都会改变人的意图。因此，这本书不能作为当代美术史读。它只能为研究当代美术史的人士，提供一点参考。
本书是断断续续写成的，它不像腐刑之后发愤著书的司马迁，也不是明社既屋、忆梦陶庵的张岱。它只是一本闲书，提供一点研究资料，亦可作为知识消遣。
本书的次序，按画家的年龄做安排。画种则侧重于中国画及一部分漫画作家，这不但是作者本人多年来接触漫画活动的原因，也是因为我国漫画从30年代起，无论在形式上是崭新的，与世界漫画的发展同步，并且在抗日战争期间，起过对日宣传的现实作用。而在今天，似乎也是社会需要的一面镜子。
读者将会发现，本书评介画家，是褒多于贬；这似乎失去舆论公平的守则。其原因一是，多年来我所处身的社会环境，是只倾向于说好不便说坏的。“一切都好”，是这个时期的传媒规范。原因之二，记的既是“师友”，自然包涵一种感情成分。所以有些旧稿在改订时，虽然力求不致“阿其所好”，做了一些删削，但格局已成，也就改不胜改。好在内容力求实事求是，读者自有平正眼光。
写完《后记》意味着《画坛师友录》接近竣工。
我现身在远离故国千万里的南半球。6月时光，此间正是初冬，还是花树葱茏，好鸟上下。我坐在庭园中思索往事，时有白颈乌来啄食桌上瓜子花生，与我分享闲静，此间常有物我相忘的境界。因念世间除了自然界给人以至美之外，尚有很多以丹青笔墨去创造、发挥美的人，他们领受着艺术家所负有的神圣使命。我今细数书中所记师友，离开这个世界的已过半数，特别是今年3月以来，吴作人先生，黄胄，这位于我有知已之感的良友，以及上海谢稚柳先生，也都浩然归去，他们大都怀着无负此生的满足感，“拈一花而见佛”。至于还像蜜蜂那样辛苦活动着的那一样，也正抱着“欲织繁花为锦乡”(聂绀弩句)的大愿，为人类的至美去忘我工作。我为他们的神圣劳动祝福。
至于老汉我，生平所受师友之恩，如恒河沙数。如今海天踯躅，每像呆子追梦那样，心中荡漾着往昔相沫相濡，可泣可歌之事。想到王仲宣《登楼赋》中的名句：
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
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
为之惘然!
1997年6月苗子记于澳洲之布里斯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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