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风的分类是对党风含义的深入与延续，是深化党风认识的必然要求与有效途径。众所周知，分类的依据或者说基础是标准，依据不同的标准会有不同的分类。比如，有资料将党风分为物质性党风与精神性党风，还有资料将党风分为端正阶段的党风、巩固阶段的党风和发展阶段的党风。不过值得强调的是，不管怎么分类，在同一种分类中，标准必须统一，否则就会含混不清。此外，党风的分类不同于党风的列举。尽管党风的列举实际上也意味着对党风进行分类或划分，但列举的要求更宽松，不像分类那么严格，至少不像分类的每一项都必须是对等的、平行的。比如，毛泽东最初提出的学风、党风与文风，就是属于对党风的列举而不是分类。之后他所强调的"三大作风"以及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也是以党风列举的形式出现的。近年来，江泽民反复说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也是属于党风的列举而不是分类。

　　在我们看来，党风分类的依据在于"党风"本身。不过，党风是一个系统，需从系统论的框架出发，从要素、结构、系统、环境四个维度进行把握。大致说来，从要素出发，如果依据主体（党员与党组织）的不同，可分为党员的作风与党组织的作风；如果依据直接基础（党的活动）的不同，可分为学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组织作风；如果依据具体内容（一贯体现）的不同，可分为优良党风与不良党风。从结构出发，可分为"上梁"的作风与"下梁"的作风。相对应而言，"上梁"的作风包括上级党组织的作风，党员干部的作风，上级党员干部的作风；"下梁"的作风包括下级党组织的作风，党员群众的作风，下级党员干部的作风。从系统出发，在上述分类的基础上，可衍生出"领导作风"等类别。从环境出发，则可分为革命党的党风与执政党的党风。当然，每一个类别又可进行细分，如工作作风还可细分为文风、会风等等；不良党风又可细分为一般性的不良之风与党内腐败。还有，依据不同标准形成的类别，可能就会有交叉之处，比如，生活作风既可能有优良的生活作风，又可能有不良的生活作风；学风既可能是革命党的作风，又可能是执政党的作风。

　　在这里，有必要分析几个与党风分类相关的重要问题：

　　第一，关于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与干部生活作风。正如前面所说，这里提出的5种党风，属于对党风的列举而不是分类，因为这5种党风不仅从形式上看不对等、不平行，而且没有统一的划分原则与标准，如学风等针对的是党，而"干部生活作风"却针对的是少数党员。对于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干部生活作风，人们已经比较熟悉了，但对于"领导作风"，似乎还有必要进行深入分析。

　　首先应该明确，"领导作风"中的"领导"是一个动词，而不应作名词解，它是指作风得以体现的领域或者环节，而不是"领导者"，因而通常所说的领导率先垂范的作风并不是指"领导作风"，至少不是党风学与党建学中所说的"领导作风"。

　　其次，领导作风是一种综合性的作风，而不像生活作风那样单一。按照现行政制，党的领导包括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和政治领导，因而从字面上讲，领导作风就是党在施行与实现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与政治领导上的作风。比如，民主集中制的作风与任人唯贤的作风都属于组织领导上的作风，党依法执政的作风以及与各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共存、互相监督的作风都属于政治领导上的作风。
　　再次，从领导的性质来看，领导其实是一种职能，这种职能的核心是团结与凝聚组织，并带领与引导组织前进。而要团结与凝聚组织，就必然要否定自由主义、分散主义与山头主义，当然也必须否定专制主义、家长制与"一言堂"；而要带领与引导组织前进，就必然否定尾巴主义与命令主义，因为尾巴主义与带领、命令主义与引导都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

　　复次，作为一种职能，领导区别于具体事务上的具体经办，不同于执行，相异于落实，而不论是党的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与政治领导，因而优良的领导作风意味着必须否定包办主义，否定党政不分。 最后，在一定意义上讲，领导就是服务，对于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尤其如此。对此，邓小平曾经明确指出："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几年前，我曾说过，愿意给教育、科技部门的同志当后勤部门。今天，我还是这个态度。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那种只靠发指示、说空话过日子的坏作风，一定要转变过来。" 既然领导就是服务，那么领导作风就是在服务人民上的作风，因而优良的领导作风必然否定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

　　第二，关于党员的作风与党组织的作风。依照党风主体的不同，党风可分为党组织的作风和党员的作风。党组织的作风又可细分为党的中央组织的作风、党的地方组织的作风、党的基层组织的作风等。党员的作风又可细分为党的领袖的作风、党员干部的作风和普通党员的作风。

　　党是一个有机整体，是“组织的总和”，而党员则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党组织要正常健康地运转，党的细胞就要充满生机与活力。从一定意义上讲，党员正是群众了解党的一个个“窗口”，就像一位老同志据说 ，在群众的眼里，共产党员的“员”字通常是被去掉的。当一个党员为人民做了好事的时候，人们会由衷地赞叹：还是共产党好哇！而一个党员做了背离党的宗旨和人民利益的事情，给党抹了黑，有的群众就会对党产生误解。同样的道理，"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的作风好，群众就会说党的作风好。因此，党员的作风不仅仅是党员个人的问题，而且关系到整个党的作风，关系到党的凝聚力与吸引力，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与威望，因此切不可掉以轻心。

　　党组织的作风同样不可忽视。列宁认为："受同一意志所感召的千百万人，为了同一目标而改变他们的交往方式和行动方式，改变他们的活动地点和活动方法，改变工具和武器，以适应改变着的形式和斗争的要求--这才是真正的组织。" 党组织的作风是以组织的名义表现出来的，以有组织、有系统的集体行为为基础，而不是领导、集体、成员、个人作风的简单相加。尽管党员作风是全党作风的最基本单元，但党组织的作风绝不可忽视。首先，党组织的作风是改变党风结构、提高党风水平、从总体上培养共产党人的客观需要。其次，要使党员作风逐步优化，就必须具备党组织的作风这个客观基础和条件。再次，党组织的作风之所以必要和重要，还因为有一些党风对象不可能通过党员作风来体现，或党员作风无由产生。

　　总之，党组织的作风和党员的作风分别适应和满足党在自身建设过程的不同需要，都有其存在的必然的客观基础和条件，两者互相补充，缺一不可。因此，要改进党风，就必须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并使两者得到协调发展。不过需特别指出，尽管党员的作风与党组织的作风缺一不可，相辅相成，但从党风建设的实际操作来看，尤其要强调改进党员的作风。因为相比较而言，抓党员的作风比较具体，容易取得成效，毕竟面对的是一个个具体的党员；而抓党组织的作风则比较抽象，难以取得突破，毕竟"组织"比较模糊，尤其是在"人人负责，人人无责"这种无奈的现实中。而且，党组织的作风，归根到底也是由具体的党员去实施的。因此，从改进党风的全局以及战略上讲，一般情况下应重点抓党员的作风，通过改进党员的作风来促进党组织作风的好转。

　　第三，关于党内不正之风与党内腐败。从性质上看，党风可分为优良党风、一般党风和不良党风。优良党风是党的无价之宝，与党的性质、宗旨等密切相联。中国共产党著名的三大优良作风，就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优良的党风当然不止这三项，它还包括艰苦奋斗的作风、任人唯贤的作风、忘我工作的作风等。不良作风又可称为不正之风，它是指与党的优良作风、党的性质和宗旨等相违背的作风，如任人唯亲的作风，"左"的或"右"的思想作风，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

　　当前，党内腐败久禁不绝，不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那么党内腐败和党风的关系究竟怎样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回顾"不正之风"一词的来历。1980年11月，黄克诚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上指出："什么叫不正之风呢？就是与我们党的优良作风相违背，与《准则》相违背，与《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以及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相违背的那些东西。我听到有的同志对'不正之风'这个概念提出异议，认为提得太重了……但我们考虑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提法是确切的、恰当的……也有的同志认为只是说'不正之风'，就说得太轻了。甚至有的人说我们得了不治之症，说我们党蜕化变质了，现在要纠正蜕化变质。我觉得这样就说得太严重了，显然不符合事实。"

　　我们认为，不正之风与腐败之间存在着种属关系，腐败属于不正之风的范畴，也可以说，不正之风按其程度不同，可分为一般性的不正之风与腐败。但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因而应该看到两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大量事实证明，一般性的不正之风在很大程度上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诱因与前奏。比如，思想作风不端正，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就有可能乘虚而入，一些党员干部正是由思想作风上的蜕变开始，逐步陷入以权谋私、违法犯罪的深渊；工作作风不端正，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盛行，做官当老爷，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权力得不到监督，就容易滋生特权思想，以致滥用权力、失职渎职，产生循私舞弊、索贿受贿等腐败问题；生活作风不端正，由贪图享乐开始，就必然成为剥削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俘虏。问题的复杂性与严重性就在于：各种一般性的不正之风与腐败问题互为表里，沆瀣一气，从而损害了党的威信和形象，因此若不能有效地予以遏制，就有可能危及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发生亡党亡国的危险。一般性不正之风与腐败的这种关系，也从一个特殊视角提醒了反腐败斗争：千万不能只顾反腐败而放松对一般性不正之风的整治，否则，腐败现象就没有穷尽之日。

　　三、党风之本质

　　马克思主义强调，对事物的认识不仅要看其现象，而且必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要进一步深化对党风的认识，以及为党风建设寻找治本之策，就必须分析党风的本质。同时，深入分析党风的本质，亦是给毛泽东的党风观"雪洗冤屈"的客观需要。通观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人的党风观，它们都未曾涉及党风的本质这一问题。然而通常的研究与宣传却误解、误读了毛泽东的党风观。从世界观的层面来讨论党风问题，确是毛泽东党风观的一大特点，但毛泽东从未将世界观作为党风的本质，他从未提到过党风的本质。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不少研究者从毛泽东立足世界观来解决党风问题出发，推断出党风的本质是世界观。应该说，毛泽东本人与这种误解、误读没有牵连。 从有关资料来看，对党风本质的探讨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在学术界展开。这既是力求改进党风的客观需要，亦是学术理论发展的必然，因而本身构成了一个进步。然而从研究水平来看，却令人惶然，因为从20世纪80年代到目前的研究成果，几乎高度一致地将党风的本质归结为世界观。严格说来，这不仅是不理想的，而且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不科学结论。为了说明这种情形的存在是一个事实而并非我们的捏造，我们不妨以一些权威性的或有相当影响的资料作为证据。20世纪80年代，当时国家教委组织编写了供高等学校党建课教学使用的《党的建设原理》，该书认为："党风的实质是世界观问题……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一定有什么样的作风。党的优良作风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必然反映。"

　　三年后，一本致力于党建学科化且有一定影响的教材《党的建设学概论》认为："党风，是世界观问题……世界观、党性、党风这三者，世界观是本源，世界观决定党性和党风。……有怎样的世界观就有怎样的党风。" 20世纪90年代初，标志着党风学成为一门学科、对党风学有奠基意义的《党风新探--党风学导论》认为："世界观决定着党风，世界观是党风的内在本质；党风是世界观的外在表现，党风问题归根到底是个世界观问题。" 近几年来，这种情形仍然没有改变，而只是小异而大同地在演变，如有资料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是党的优良作风的本质与核心，党的世界观决定党风。" 将党风的本质归结为世界观，说党风问题归根到底是世界观问题，尽管是学界的主流，但却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这种归结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与"本质"南辕北辙。

　　马克思主义观察社会问题最一般的方法，也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深层次地从社会本身分析原因。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大多把社会问题的终极原因归结为当时社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等。马克思主义把这个颠倒的问题扭转了过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用社会意识来解释社会现象，而是深入到社会制度中去寻找产生社会历史现象的原因。他们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象，都用资本主义的制度作了说明，为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他们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适用于整个人类历史，因为恩格斯对此曾明确说过："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同样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 就党风而言，它也只能是一定社会物质条件下的产物，而不可能是世界观的产物。马克思曾经就法的问题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 将党风的本质认定为世界观，实际上犯了马克思所批判过的从精神来理解法同样的错误，尽管这种归结往往强调党优良作风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外在表现，好像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再说，"党风问题归根到底是个世界观问题"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世界归根到底难道不是物质的吗？党风问题归根到底怎么可能是个世界观问题？进一步说，从以上例举的种种情形看，它们似乎并不清楚何为"本质"，不仅不清楚"本质"的内容，而且不清楚"本质"的形式，因而种种表述与归结光从形式上看就与"本质"相去甚远。何为本质呢？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认为："事物的本质，就是事物的相对稳定的内部联系，这种内部联系是由事物本身所包含的特殊矛盾构成的。" 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肖前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认为："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是构成一事物的各必要要素的内在联系。事物的本质是由它本身所包含的特殊矛盾构成的。" 此外，还有资料指出："所谓本质是指事物的性质及这一事物和其它事物的内部联系。它是由事物的内部矛盾构成的。本质是事物内在的、较深刻、较稳定的方面，它不能被我们的感官直接感知，只有通过抽象思维才能把握。" 由此可见，本质的要害在于：一方面，事物的本质是指事物的根本性质；另一方面，事物的本质是指构成该事物的各要素之间的联系，或者该事物与它事物的内在联系；再一方面，事物的本质是由其本身的内部矛盾构成的。然而当种种资料说党风的本质是世界观时，却并不符合以上三个方面。试问，世界观是党风的根本性质吗？肯定不是，相信那些将党风的本质归结为世界观的人也会如此认为，可他们却偏偏作了那种认定。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没有把握"本质"。那么，世界观是党风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吗？或者是党风与其它事物的内在联系吗？也不是。正如前面所言，党风具有四个要素，世界观只是其中一个要素，即"党的内涵"的一个部分。那么，按照第三点"事物的本质是由其本身的内部矛盾构成的"，党风本身的内部矛盾构成的是世界观吗？显然也不是，相反，世界观是党风本身内部矛盾的一个部分，世界观与党的政治本色等构成了党风本身的内部矛盾。

　　其实，党风的本质就是党风的根本性质，就是其要素之间以及党风与其它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它是由党风各要素之间的内部矛盾以及党风与其它事物之间的内部矛盾构成的。

　　第一，党风的本质就是党风的根本性质。从严谨的、规范的角度讲，事物的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而不是事物的实质、本源，因而前面例举的资料说党风的实质或者本源是世界观不太妥当；同时，事物的本质就是指事物内在的且比较深刻和比较稳定的方面，是指事物各构成要素之间或者该事物与它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说事物的内在本质不仅实属画蛇添足，而且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是不科学的。人们也许会问，难道还有外在本质吗？从这个意义上讲，前面例举的资料说世界观是党风的内在本质也不妥当。

　　第二，党风的本质就是党风的各要素之间以及党风与其它事物即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果把党风的各要素视为党风的主观方面的话，那么党风赖以存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就构成了党风的客观方面。作为由各要素构成的一个系统，党风必须在一定的环境中存在。而在这种环境中，真正具有归根到底的决定意义的，就是并仅仅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特别是其中的生产、经济活动以及物质生产力，是全部人类历史的基础，因而一切事物包括党风的产生、变化和消亡都最终要由这个基础来说明。具体说到党风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内在联系，至少可归纳以下几点：首先，党风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不能脱离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形成，相反，它必须以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并大体上与之相适应。其次，主观精神条件包括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党风的影响，唯有在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尤其是物质性实践活动中才能实际地产生和实现，而且这种影响的情形与效果，也只有用实践标准检验才能判明。再次，党风发展变化的终极原因深藏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这些条件的发展变化必然决定着且必然引起党风或快或慢地发生变化。最后，党风不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僵死被动物，而是对其有一定的能动性与反作用。从历史来看，党风比较优良的时候，社会的发展就比较迅速、比较健康。之所以有必要加强与改进党风建设，部分原因正在于此。

　　第三，党风的本质是由党风各要素之间的内部矛盾以及党风与其它事物即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间的内部矛盾构成的。相对而言，党风各要素之间的内部矛盾容易把握，党风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间的内部矛盾运动则难以把握。不过，只要把党风这个整体置换成它的各个要素，化整为零，各个击破，那么它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间的内部矛盾则比较清楚了，而这种内部矛盾，包括党的内涵（如党的世界观、党的性质、党的宗旨等）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内部矛盾，党风主体（党组织与党员）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内部矛盾，等等。简言之，党风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间的内部矛盾，就是党风的主观方面与党风的客观方面的内部矛盾。

　　四、党风之价值

　　价值，既是关系范畴，又是属性范畴，正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的物和关系中产生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Value, Valeur，这两个词表示物的一种属性”，“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与价值的双重范畴相对应，党风的价值也具有双重性，它是指党风在与其它事物的关系中所具有的有用性。通俗地说，就是指党风的重要性。应该看到，党风的价值是党风建设的内在根据。党风建设不是无中生有，而是通过纠正不良党风、建设优良党风等途径来促进党风价值的实现。 对于党风的价值，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都有大量论述。如，毛泽东指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邓小平指出，共产党的领导够不够格，取决于其思想和作风；江泽民指出，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不仅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对于党风价值的论述是与时俱进的，而且无论是他们三人中谁关于党风价值的论断，都是十分准确、科学与深刻的。可以说，关于党风价值的论述，是他们三人党风观中最成熟的部分。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关于党风价值的论述，仍然有进一步丰富与发展的可能，也有必要。在笔者看来，可从以下几方面概括党风在学理上的价值： 第一，党风能展示党的内涵以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论及党风的含义时，我们曾指出，党风是对党的性质、世界观、宗旨等党的内涵的体现，而且是综合体现。可以说，没有党风，党的性质、世界观、宗旨等就难以体现，至少难以全面体现；没有优良的党风，党在性质上的先进性、在宗旨上的崇高性、在世界观上的科学性等也不能充分展示。而一旦党的性质、宗旨、世界观等难以体现，那么党对自身的认识从而党自身就是模糊的、混浊的。而一旦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自然也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自己，当然也就不可能真正战胜自己，更谈不上超越自己了。很显然，这种情形下的党是危险的。同样，在论及党风的本质时，我们曾指出，党风是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产物，党风是对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一种反映，因而如同党风能展示党的内涵一样，党风也能展示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从而为改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提供参考。 第二，党风能反作用于党的内涵以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事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党风与其它事物包括党的内涵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也不例外。一方面，党的内涵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至深的层面上规定了党风；另一方面，党风又能反作用于党的内涵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比如，从党风与党的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联系来看，既已形成的党风，在一定条件下完全可以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及其接受、理解与传播起到某种实际的作用。具体说来，在党风优良的情况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通常会更坚定、更自觉，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接受与传播通常也会更乐意、更积极。相反，在党风不良尤其是党内腐败盛行的情形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信仰就有可能有所动摇，甚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还可能会遭到这样那样的误解与玷污。概而言之，优良的党风不仅是不断实践并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一个重要条件，而且是不断实践并发展党的内涵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不断利用和改造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重要基础。 第三，党风关系到党的形象。党的形象对党至关重要，因为它关系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决定着党的兴衰存亡。尽管从根本上说，党的形象决定于党的性质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等，但也与党的作风密切相关。国外有一句成语 “作风即其人”，用在这里十分贴切。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会》中指出：“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风格就是人’。” 李卜克内西在《忆马克思》一文中也说过“风格即其人”这句话，并强调说“马克思的作风就是马克思自己。” 中国共产党人在此问题上也有相关的论述。周恩来就曾经把毛泽东的工作作风概括为：“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作风即其人”是就一个人来说的，就一个党而言，完全可以说“党风即其党”。“作风即其人”是说作风就是人的形象，"党风即其党"就是说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对此，江泽民有一系列明确论断。

　　第四，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党的作风之所以重要，最根本的还在于它关系人心向背，进而关系党的命运。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共产党之所以有力量，归根结底在于她牢牢扎根于群众之中。人民群众不仅通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认识党，而且更多更直接地是从自己周围、自己耳闻目睹的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来判断党，从而决定对党的态度。一般来讲，党的作风好，人民群众就会支持和拥护党；党的作风不好，人民群众就会在心理上、感情上、行动上与党保持距离，以至于疏远党，哪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再正确，也哪怕党确实给他们带来了实惠。对此，江泽民2001年6月在江西考察工作时郑重指出：“干部的作风，是干部在群众面前的形象。群众往往从他们接触到的干部来看我们党的形象。因此，干部的作风怎么样？干群关系怎么样？对党的事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央所以突出地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基本的考虑就在这里。”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的决定》也强调：“执政党不注重作风建设，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就会损害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甚至失去民心，丧失政权。”

　　第五，党风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从一定意义上讲，一国的兴旺发达，不外是一国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达；一个政权的危机，不外是这个政权在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上出现了危机乃至完全无能为力；一个政权的崩溃，不外是这个政权成为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严重障碍与桎梏。而党风直接关系到三个文明的发展，因而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一方面，党风关系到物质文明的发展。对此，我们只要听听胡耀邦同志在1980年的论述即可明了--"经济工作搞得不好只归结为一个原因，就是左倾思想还没有完全克服，我觉得这不合乎事实。除了这左倾思想没有完全克服外，还有待于端正我们的党风，有待于切实解决不正之风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 另一方面，党风关系政治文明的发展。政党政治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形态的主流，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进步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对此，邓小平曾经指出，党内和国内都必须造成毛泽东提出的那种"六有"的政治局面，但"这种局面首先要从党内造成。我们国家也要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但是，如果党内不造成，国家也造不成。" 而党在政治上的进步，一方面依系于党风的改进，另一方面又体现于党风的改进，因此，党风关系政治文明的发展。再一方面，党风关系到精神文明的发展。党风是民风、政风、社会风气的最重要引导和推动因素，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全局性作用。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明确指出：“把党的作风建设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带动和促进政风、行业风气和社会风气的建设。”